毛泽东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立马带着沈雁冰前往苏联代表团驻地，从而了解到今晚政变的来龙去脉。数小时前，蒋介石擅自逮捕李之龙，扣了中山舰，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，缴工人纠察队的枪，关押黄埔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们。

而在另一边，周恩来独自去找蒋介石，在面对蒋介石的厉声质问，直言不讳点破他借题发挥搞兵变。果然蒋介石不再做任何伪装，自认为对革命一颗丹心日月可鉴，到头来竟被汪精卫猜忌对付，令他不得不选择以这种方式自保。

奈何周恩来给蒋介石分析严重后果，蒋介石已经听不进劝，下令将其关押。毛泽东收到消息后，分析当前局势，虽然蒋介石看似手握军权，但各军之间都与他有利益冲突，未必听他指挥。

所以毛泽东等人想要尽快救出周恩来，在这件事情上给出回应，认为可以利用叶挺独立团、工人纠察队，以及农运的力量进行反击。苏联代表们一时之间难以做出抉择，希望毛泽东他们再等一等。

正因共产党和汪精卫迟迟未见动作，使得蒋介石颇感得意。第二天早上，一切恢复如常，蒋介石命人放了周恩来，可周恩来怒气冲冲来找他，发现他已经不在屋里。此时蒋介石来到谭延闿公馆，向大家解释自己这么做的原因，借口推卸责任，变相试探谭延阎等人的态度，并且要求他们继续保持中立，声称自己会找苏联人解释。

经此一事，蒋介石愈发得寸进尺，国共合作的局势也变得更加复杂。周恩来回到苏联代表团驻地，与毛泽东他们商讨蒋介石接下来的计划，坚定要作出反击，绝不能妥协退让。共产国际却不赞同这一观点，建议应该与蒋介石进行谈判。

汪精卫已经受够蒋介石的说辞，决议要对蒋介石兴师问罪，警告众人绝不能姑息养奸。可偏偏蒋介石已经跟苏联人谈妥，莫斯科答应了蒋介石三个条件，分别是：李之龙撤职查办；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；季山嘉立刻返回莫斯科，由鲍罗廷和加伦代替其职。

眼看着汪精卫身边的靠山都难以自保，谭延闿等人见风使舵，又忌惮苏联人的军事援助，对于汪精卫的决议十分模凌两可，甚至替蒋介石说尽好话。1926年3月，汪精卫愤而休假出国，实则逃离风波，谭延闿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。

不出所料，很快黄埔军校内开始清党，蒋介石召集全体年轻将领，愿意给他们两天时间考虑，只要愿意退出共产党，保证会日后一视同仁。蒋先云和陈赓等人纷纷举手，愤然退出国民党，令蒋介石感到震惊诧异。

眼下已有二百五十多名同志退出第一军，毛泽东与周恩来、陈延年商量，希望能够保存力量，将这些同志调到广州其他各军。陈独秀陷入深深地懊悔之中，反思自己把孙科、戴季陶送回广州，亲眼目睹同志们被国民党猜疑排挤暗算，仍是一腔赤诚为他国民党壮大鞠躬尽瘁，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

通过这件事情，陈独秀彻底看清国民党的本质，一旦蒋介石控制了权力，从此再无共产党生存空间。果然国民党内部发起《整理党务决议案》，里面要求共产党在各高级党部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，更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，国民党员未获准脱离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，而且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名单需由国民党中央保管。

众人齐聚中共广东区委办工地，以毛泽东为首等人怒斥这种不平等决议，拒绝签署整理党务案。张国焘还想要劝说毛泽东，表示中山舰尚未查出真相，他们就没办法理直气壮，但是毛泽东深知蒋介石已经赢得盆满钵满，永远都不会有公开真相的一天。与此同时，蒋介石焚烧了日志，由此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。

1926年6月，广州农讲所在毛泽东的筹备下，以学员王首道、小武子为首等人，登台上演一出“打倒土豪劣绅”的粤剧，引起极大反响，农民们纷纷鼓掌叫好。台下的地主恼羞成怒，派人故意捣乱破坏，两伙人打得不可开交，场面极度混乱。

这次演出成功极度振奋人心，学员们更是想要乘胜追击，多办几场类似演出。农讲所迎来一批新学员，毛泽东请来蒋先云担任教习，给学员们进行标准军事化训练，想要把他们培养成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不只要组织农民更要武装农民，枪杆子只有握在自己手里才安心。

北伐之事迫在眉急，谭延阎、张静江等人推选蒋介石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蒋介石故意推辞，而鲍罗廷却表示中山舰事件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最终，蒋介石在大家的劝说下，接受了这一推选，亲自去跟宋庆龄见面，宋庆龄提醒蒋介石，北伐是国共合作下的北伐。

随后毛泽东给学员们上了一堂课，表示土地还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里，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本质就不会改变，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本质就不会改变。所以毛泽东强调想要解开这个死结，就要必须落实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主张，民生主义才能达成。

毛泽覃跑来找毛泽东聊最近的工作，并且宣布自己要跟周文楠结婚的消息。毛泽东很是高兴，叮嘱毛泽覃要好好待周文楠，同时心里挂牵着弟弟毛泽民。而在另一边，毛泽民以杨杰身份结识众多老板，只为给共产党获取经费，出版发行科长钱希均成为他的搭档，又在必要之时冒充他的未婚妻。

如今毛家兄弟都有了各自的发展，就连菊妹子毛泽建也组织农民自卫军，与一个叫鲁恶鬼的豪绅战斗，令毛泽东夫妇非常欣慰。毛泽东平时忙于工作，对孩子有些严格，所以毛岸青和毛岸英兄弟俩都不太亲近父亲，又让他难免有些失落。

蒋介石受到宋庆龄的启发，决定要做些表面工作。随后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和恽代英，希望他俩能同自己一起北伐。事实上，二人心知肚明，蒋介石邀约不过是面子工程，可听不可尽信，他已掌握党政军财四权，何愁没有臣将为己所用。

周恩来带着疑问前往上海，询问陈独秀的意见，应当如何对待北伐中的蒋介石。陈独秀闻言面色凝重，沉默片刻找了借口去煮面，巧妙地转移话题，故而周恩来白跑一趟，并未得到明确的答复。

反观蒋介石坚持要北伐，制定更为详细的作战计划，声称是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，洗涤曾经的耻辱，以一年为期志平天下。邓演达担任全军总政治部主任，对于蒋介石的北伐决议尚有质疑，认为应该秉持总理的三大政策，不该遏制与共产党的合作，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农的力量。

自从蒋先云退出第一军，蒋介石频繁来信游说，毛泽东知晓此事，蒋先云表明态度，宁愿头可断血可流绝不退出共产党，故而没有回信。蒋介石知道陈独秀邀请邓演达参加广东代表大会，委托他替自己转交信件给蒋先云。

然而蒋先云还是不愿效力蒋介石，但是毛泽东觉得北伐事关重大，眼下绝不能把权益拱手相让。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后，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凉亭相遇，两人谈及往事，各怀心思。蒋介石意欲拉拢毛泽东，怎知毛泽东并不上钩，直接摆清界限，至于蒋先云则是成为总司令副官。

北伐部队即将踏上新征程，陈延年召集了毛泽东、杨开慧、周恩来、邓颖超等人，为黄埔军校一、二期毕业的共产党员践行。周恩来告诉大家，他们作为共产党，要忠实的站在前线，所流的血是洒向国民革命，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。毛泽东则是鼓舞士气，愿大家此去敢教日月换天地，众人为之振奋，共同唱起《国际歌》，内心充满了希望和力量。

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北伐军高歌猛进，何叔衡等人站在长沙街头，高举旗帜庆祝战争胜利。蒋先云与妻子李祗欣相逢，两人互诉衷肠。然而短暂的团聚过后，蒋先云又要继续前行，他来到衡阳集兵滩农民讲习所，见到了毛泽建，同时转交了毛泽东的一封信。

此时的毛泽建已不再是当初的青涩少女，已然成为女英雄，带领着农民为北伐军提供后勤保障。毛泽建把丈夫陈芬介绍给蒋先云认识，二人即为夫妻又是革命同志，蒋先云见此甚是欣慰。毛泽东收到毛泽建的来信，夸赞她工作做得好，赵恒惕已经辞去省长一职，剩余土豪劣绅不足为患。

1926年9月，第六届农讲所共三百一十八位学院毕业。在毕业典礼上，毛泽东寄予厚望，希望大家关注农民问题，只有农民才是革命的重要问题，所有人回去以后都能发展农民，团结农民，多为他们谋福祉谋幸福，让革命的火种在全国燎原。

短短三个月内，湖南、湖北相继攻克，在江西北伐行营，蒋介石在庆功宴上提及南昌，第六军军长程潜愿立下军令状，势必会收复南昌。蒋介石认为中央若继续偏安南越一隅，对于革命发展颇为不利，故已电告广州，奏请迁都武汉，却不料被联席会议否决。

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，直言自古手握重兵者，以武战政乃是大忌，何况首都又是一国的政事中心，怎可轻言搬迁。老陈陈延年看出蒋介石想要把国民党中央和政府都带到身边，方便一人独大，但是现在国民党内部迎汪复职的呼声很高，而且汪精卫也在筹备回国，蒋介石打出一张迁都牌，其志力在揽权，毛泽东分析汪蒋势力不相伯仲，恐怕南昌城破之日就是迁都武汉之时。

奈何南昌城久攻不下，蒋介石下定决心强攻城门，不料遭遇孙传芳偷袭。一群士兵冲向指挥部，高呼活捉蒋介石，令蒋介石整颗心高悬，直到听见蒋先云带着警备团回援杀到，瞬间落下心头大石。蒋先云身先士卒，北伐军阵地士气大振，打得孙军措手不及。没过多久，南昌得以攻克。

远在广州的张静江和孙科去找宋庆龄，两人提出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武汉。宋庆龄沉默不语，孙科见状搬出父亲孙中山，表示这是父亲的遗愿，目前只是暂居武汉，待北伐胜利再迁都北京。宋庆龄看着孙中山的遗像，回想与他在一起的日子，表示自己并非反对迁都，而是不想引起不必要的矛盾。

这段时间里，杨开慧跟着毛泽东到处跑，又是去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，又要到武昌搞国民党中央农讲所，而她还怀有身孕，令毛泽东心生愧疚。可是杨开慧并不觉得，他们都是为了工作，彼此当初选择革命这条路，那便可以有思念、争吵以及担忧，唯独不该有愧疚。毛泽东考虑到杨开慧不太方便到处跑，打算安排她在长沙养胎，等自己忙完再一家团聚。